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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

此其为灭孔教之法，诚至捷矣，其如全国人心风俗将何归乎？归之于佛，则出家寂灭，人必难从。他说：今为政党极难，数党相忌……昔弟在美，以行孔教为任，研讲深明。

社会上在积极响应孔教会的请愿书的同时，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不仅有政界和知识界的，也有宗教界的，其中议员何雯等对定孔教为国教的反驳最为详备，理由是：（一）中国非宗教国。但是，将儒家之教化看做完全与神道无涉，并不符合实际，儒家传统是兼及人道和神道的复合体系，或者说，包含有现代意义上的信仰和知识。[20](P310)康有为认为当时的做法将导致职不专纯，所以教部应主要负责宗教事务，进行社会教化活动，而并不再担负学校教育相关事务。他在1898年所上的《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说，八股取士，让人远离典籍，不了解周围的世界，不能适应当下的情势，而中国的割地败兵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康有为甚至有意出任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来直接领导中国的新式教育的开展，为传播他自己的主张提供新的制度保障。

他觉得，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形势下，建立政党不如立孔教会更为有效。因此，他希望废弃这个制度。儒家的道德实践绝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探讨，而是要付诸实践。

[②]汉初一批当权的重臣，主要都是奉行黄老之术的，例如萧何、张良、陆贾等等。早在西周后期，史伯就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看法，朴素地说明了事物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关系。[21]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6-67页。汉初儒学的思想整合奠定了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角色、地位，并取得在其他学说之上的独尊地位，则要建立一个拥有天然合理性的终极依据、涵盖一切的力量框架、解释现象的知识系统以及切合当时并可提供操作的政治测量在内的庞大体系，以规范和清理世界的秩序，确定与指引历史的路向[45]，并据此建构了封建中国政治文化模式，为其后整个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提供了思想基础，影响中国历史达二千余年。

据《史记·日者列传》记载，贾谊早在担任太中大夫期间就很爱读老庄之书，还时常到市中与卖卜者相会，并深纳其言。由于社会发展的广泛需要，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断诠释，儒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经典。

孔子经过整理发掘了上古文化典籍的思想蕴涵，同时用它们来教育学生，全面地继承了上古以来的传统文化。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22]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过秦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页。

他认为只有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刑乎下，如是百姓爱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29]，才能达到治国安民的目的。陆贾是汉初以儒为宗，援道、法入儒，进行思想整合的一个儒家。汉初儒家与先秦儒家大不一样，基本上都是以儒学为本，吸收各家思想学说，探讨政治统治的理论和社会治理的方法等，反映了汉初思想整合的基本趋势，其中最典型的是陆贾、贾谊、韩婴、董仲舒等人。唯在他的思想中也有礼法结合、王霸兼用的思想，值得注意。

在对儒学的继承中，贾谊很重视礼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国家之治须以礼义为先。他强调，仁德的君主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38]。

美俗就要不断修身，提高道德品质，以身作则，化民成俗。道德说教为其主要基调，但也有一些趣闻轶事，缺乏明显的道德意义。

[⑩]陆贾著，王利器：《新语校注·道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页。董仲舒德治内容的两个方面：行施仁政是针对上层统治者，教化是针对下层老百姓。道德好了，还有余力，再学习各种文化科学知识。贾谊还从民本的角度论证仁义的必要性。这就把法家任刑的思想完全否定了。第四，儒学深厚的历史底蕴，宽广的学术视野，经学传统，薪火传承，比别的思想流派有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基础。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③]司马迁：《史记·乐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36页。

韩婴认为王道仁政中应该有重法爱民的霸术，才能更有效地治理国家。一、黄老之学与儒学复兴汉初统治者提倡黄老思想，这是《史记》、《汉书》有明文记载的。

陆贾讲文武并用，这就是不能象秦那样专任刑罚，而要注意讲求德治，实行仁义：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16]，同时还要重视法治的作用，认为国君应进退循法，动作合度[17]，在法律方面要做到执一统物，即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18]。据《史记·乐毅传》记载了黄老思想传承的过程：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

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在强调礼义治国的同时，韩婴也重视法家的法治思想。历史上，皇权以经学作为统治的思想来源，社会以经学作为秩序的价值准则。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修订增补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第206页。

单纯主编：《国际儒学研究》[第十八辑]（上册），第66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3月。《史记·儒林传》载：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

汉初儒学的复兴是有深厚的学术文化基础的，《五经》师承有自己的传授系统，在社会上根基深厚，这是超过其他学派的。②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修订增补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09页。

今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以及《汉书·儒林传》，所载儒学薪火授受颇为详尽，尤其是《五经》的师承大多可以溯源到孔子及其亲炙弟子。[12]君子握道而治，据德而行……虚无寂寞，通动无量。

（《论语•学而》）行是动词，这里指行事为人，它是践行道德，而不是道德本身。春秋末期孔子认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是说礼乐文化虽然讲等差，但其理想目标的以和为贵。但是，贾谊郁郁不得志，渐生遁世之想。礼与法相辅相成，各有各的功用，二者缺一不可，在治国过程中只有二者结合，其政便能坚如金石。

中国思想在秦汉之前经过了一个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这就是分;而在这之前的夏商周则有三代一体化的礼乐文化，尤其以西周最为典型，这就是合。法重在惩治，令人畏缩，罪人于已然。

正如有学人所说：真正发挥作用改造了汉政的，是儒生及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那一批知识分子的理论与实践。对策又说：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

他们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传统，……积极宣传与发展儒家理论，为汉政权提供新的指导原则。还强调立法不明还自伤，要立法严明。